（一）武当县的一均州一丹江口市
历史上的武当县和武当郡等行政区域名称，都是因境内的武当山而得名的。《太平寰宇记》说：武当县“本汉旧县，属南阳郡，取武当山以名县”。根据历史籍方志的记载，可对武当山地区的行政建置沿革简述如下。
在夏、商、西周时期，武当山地区为豫州管辖。春秋前期属麇。鲁文公十一年（前年），楚子伐麇，归楚。秦昭王三十五年（前年），置南阳郡，后武当山地区属南阳郡管辖。明代《襄阳府志》说：“秦为武当县，属南阳郡。”
汉高祖五年（前年），“置武当县，属南阳郡”。《汉书·地理志》在南阳郡下记有武当县。后汉沿前汉建置，武当县属荆州刺史部。
三国时期属魏。魏文帝黄初二年（年），仍置武当县，属南阳郡。晋武帝太康十年（年），改南阳郡为顺阳郡，武当县属顺阳郡。永嘉之乱（年），雍州始平郡平阳县（今山西临汾一带）流民迁徒此地，增平阳县，与武当县同属始平郡。南北朝因革不一，政区建置变动频繁。宋武帝永初元年（年），武当县属荆州顺阳郡。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年），武当县属雍始平郡。齐武帝永明七年（年），武当县属兴郡。梁武帝天监元年（年），改兴郡为南始平郡，领武当等县，属南雍州。西魏大统十七年（年），改始平郡为武当郡，属平州，领武当、平阳二县。梁又置兴州，后周改为丰州。
隋文帝开皇五年（年），改平州为均州，领武当县。隋炀帝大业元年（年），废均州，置淅阳郡。隋恭帝义宁二年（年），割淅阳郡，置武当郡，领武当、均阳、平陵三县。
唐高祖武德元年（年），改武当郡为均州。武德八年，撤均阳县并入武当县。唐玄宗天宝元年（年），撤武当县为武当郡。唐肃宗亁元元年（年），撤武当郡并入均州。唐代，均、房地区隶属山南东道。
宋太祖建隆元年（年），设均州武当郡，领武当、郧乡二县。宋徽宗宣和元年（年），升为武当军节度，治所设武当县。宋代武当郡武当军隶属京西南路。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年），撤武当军设均州，领武当、郧县二县。至元十六年，隶鄂北道宣尉司，后属襄阳路。
明太祖洪武二年（年），撤武当县并入均州，领郧县、上津二县，属湖广布政司襄阳府管辖。明宪宗成化十二年（年），设郧阳府，割郧县、上津入郧阳府，此后均州为散州，无领县。明代永乐皇帝大修武当山后，派湖广布政司右参议常驻均州城，“在大岳太和山提调事务”，后又钦差宦官提督大岳太和山事务。因此，明代均州城内设有“提督藩臣公署”和“提督内城府”两个专门管理武当山事务的正式机构。
清承明制，武当山地区属湖广下荆南道襄阳府均州管辖。康熙三年（年），湖广布政司分为湖北湖南二布政司，均州武当山属湖北布政司下荆南道襄阳府管辖。
中华民国成立后，改均州为均县，隶属湖北省。年，置襄阳荆南道，均县隶之。年湖北分为八个行政督察区，均县属第八行政督察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年，均县隶属湖北省郧阳专区；年，襄阳与郧阳专署合并为襄阳专区、均县隶之；年，恢复郧阳地区行政公署，均县隶之；年，为加强对武当山风景区的管理，均县成立武当山风景区管理处；年撤销均县，设立丹江口市，由郧阳地区代管；年武当山风景区管理处与武当山镇合并，设武当山风景区管理局（镇）；次年，局镇分设，武当山风景区管理局由郧阳行署领导，委托丹江口市代管；年，成立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由丹江口市代管。年，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由十堰市代管。
（二）武当山的战略地位
在战国时期，武当山处于楚、秦、韩三国交界处；三国时期，魏蜀两国的边界一度也在武当山附近；南北朝时期，武当山及附近的襄阳，皆为南北兵家必争之地。宋代《均州图经·序》说：“其山武当，其浸沧浪。东连襄沔，西彻梁洋，南通荆衡，北抵襄邓。”《郡守题名记》称武当为“襄阳堡障”。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興舆纪要》在分析均州武当地形的优越及险要时称：“均州，东连汉沔，西彻梁洋，肘腋宛穰，顾盼荆楚。苏代曰：残均陵塞黾隘。盖道出襄随，则塞黾隘之险；北首宛洛，则人方城之郊。南北多事时，州实为绾毂之地，未可忽焉。”由汉水之均口北行有丹江通道，沿丹江河谷而上，经丹淅，出武关，可进入陕西渭南地区。这条路线，在战国时期是秦楚交往的主要通道，东晋桓温北伐也循此道北上；由武当东北行是南阳盆地，这里著名的南襄隘道，是古代江汉平原联系的主要交通路线；由均州沿汉水西行，溯水而上可达陕南汉中地区，与关中、巴蜀相连；由武当东南行是汉江平原西北重镇襄阳，襄阳失手，则长江中下游地区危在旦夕。所以宋人严羽说，“襄阳根本地”，而武当地区有是“襄阳堡障”，“当襄邓之冲”。因此，从古代水路、陆路交通的角度看，武当山地区的确是交通要道，被称为“荆襄襟带，雍豫咽喉”。
关于武当县治到各地的路途里程,《太平寰宇记》和《元丰九域志》都有明确记载。其中《太平寰宇记》记其“四至八到”，即：
东北至东京九百八十里；东北至西京八百八十五里；西北至长安九百五十四里；东至邓州二百四十四里；南至房州二百六十八里；西至金州七百三十二里；北至邓州内乡县二百六十八里。东南至襄州三百七十六里、水路三百六十二里，西南至房州三百七十二里，西北至商州上津县石丹界三百四十四里，东北至邓州三百四十四里。
从上述地理情况可以看出，汉唐时期，武当山道教之所以不为统治者所注意，远不及华山、嵩山等名声显赫，原因就在于其远离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但武当山位居汉水中游，而汉水又是黄河流域文明与长江流域文明以及秦巴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汇的重要通道。因此，千百年来，武当山地区积淀的儒释道文化和移民文化内容非常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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