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项雨晨与其他三个孩子回到家乡贵州毕节下属乡村的第八天，他们曾经学艺的河北吴桥综艺杂技团被吴桥县政府要求停业整顿。4月底，这四个在河北学艺的贵州孩子被派往四川成都表演杂技。5月1日深夜，四个孩子集体出走，到5月7日才被全部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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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记者冯雨昕实习生陈媛媛编辑胡杰校对李项玲
5月15日，项雨晨与其他三个孩子回到家乡贵州毕节下属乡村的第八天，他们曾经学艺的河北吴桥综艺杂技团被吴桥县政府要求停业整顿。
4月底，这四个在河北学艺的贵州孩子被派往四川成都表演杂技。5月1日深夜，四个孩子集体出走，到5月7日才被全部找到。
据吴桥县政府通报，吴桥综艺杂技团与学员签订《免费学员合同》时所使用的印章未经公安备案，吴桥职教在与吴桥综艺杂技团的校企合作过程中，存在对后者招生、管理方面的监管缺失。
目前，该杂技团私刻的印章已被收缴，吴桥职教亦受县纪委监委调查，常务副校长停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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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出走
“他说，受不了了，不如我们跑吧？”
15岁的项雨晨回忆，5月1日下午，他与三个同学在成都市某小区的一间车库中训练，14岁的陈铭忽然这样对他说。
“那天早上去表演前，经纪人要我们收拾道具，陈铭有点懒散，动作慢。后来在车上，经纪人用脏话骂了他好久。”项雨晨说，此前，4月23日，他们四个表演“蹬人”的节目时，两次失误落地，“演完了回到车上，他（经纪人）也骂了我们几十分钟，用那种难听的脏话。”几天后，因又一次表演失误，回到住处，经纪人要他们做五百个俯卧撑以作惩罚。项雨晨做了半个多小时，汗湿透衣服，“好几天胳膊都是酸痛的。”下一天却还要表演。
项雨晨说，4月22日到成都后，一直到5月1日，他们共表演了十场，去酒店、农村、KTV，给各类庆典、红白喜事助兴。“每次演砸了，他（经纪人）就骂人，有时候还推人，推得半疼。”
“陈铭想走，我一开始也犹豫。我们讨论的时候，小杰他们过来问我们在说什么。陈铭就又说了一遍，要不我们跑吧？”四人于是达成一致。
▲找到孩子后，几家人在成都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当晚十点多，趁经纪人不在家，四个孩子带着两百元和各自一套的换洗衣服，虚掩上房门，出门而去。
5月3日上午，张世杰的母亲周清琴接到了成都警方的电话，“问我有没有这么个小孩？我说有，但我小孩在河北上学呀。他说小孩前几天到成都演出，现在人不见了。”周清琴“慌得眼泪直掉”。
下午，张家在村里集结了近十个亲戚，分两辆车从毕节连夜出发，于4日凌晨四点到达成都。而后赴派出所，又联络电视台与各个公益救援队。
张世杰的三叔记得，派出所调出的监控显示，四个孩子于5月1日晚11点左右走出小区，不多久即在小区附近的十字路口分开：15岁的项雨晨与14岁的陈铭一道，12岁的项雨云与11岁的张世杰一道。
“这是为了防止目标太大，被老师抓住。”项雨晨后来说。
项雨晨、项雨云是亲兄弟，这已不是他们第一次离家出走。9岁以来，项雨晨先后两次带着弟弟离家出走找母亲。去年，他去河北吴桥职教就读之前，本在读小学六年级，但因离家出走停学了大半年。
在成都时，正因项家两兄弟“有离家出走的经验”，遂被提议由他们分别做领路人，领着陈铭和张世杰“逃跑”。
他们没有手机、手表，便没有时间与方向的概念。项雨晨和陈铭先是沿着成都三环走了大半夜，又换了零钱去坐公交车，糊里糊涂地转了两次车，“到了终点站了。”不得不在双流机场附近下车。
另一边，张世杰、项雨云一夜没睡，朝着西南方向猛走十多公里，经过春熙路、天府广场、医院等地。又一路南下，步行至成都南站附近的商场，“监控拍到他们楼上楼下跑着玩，累了就趴着睡一会儿。下午三点多从商场出来，买了一个雪糕，你一口我一口，嬉戏打闹地往南边继续走。”协助找孩子的大川救援队成员冯华才说。
家长、警方、志愿者们追着孩子的行踪，看遍了监控，又分批上街寻找、发寻人启事。5月6日晚，项雨晨与陈铭在温江地带被找到——他们从双流步行至崇州，又从崇州步行至温江。
5月7日中午，张世杰与项雨云在成都武侯区的交子公园附近被找到。他们已在交子公园生活了五天。
两对孩子的“逃亡”生活很相似：钱花完了，就捡垃圾桶里的外卖吃；睡公园、居民楼楼道。周清琴在派出所见到儿子时，发现儿子有满脸红包，“他说公园里全是蚊子，被叮得受不了了，看到公共厕所打扫得挺干净，蚊子没那么多，就在厕所里睡了两夜。”
“逃亡”路上，项雨晨想过，若实在无处可去，就找个餐馆做洗碗小工。
他说，其实他出走没多久就害怕了，但怎么也不敢打电话回家，因为“更怕被抓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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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技学校
十七岁的李怡秋就读于吴桥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的信息技术专业，在她眼里，同校杂技班的学生“就是一群小孩子”，个个都瘦小，最小的看上去只有五六岁。
李怡秋介绍，杂技班拥有一栋单独的教学楼，挑高了两三层，方便学生吊威亚，学生们的训练和住宿都在楼内。因此，李怡秋和杂技学生碰面的机会不多，只偶尔见他们在室外练踩独轮车，再便是饭点时在食堂相见。
杂技学生的饮食与别的学生不同。“我们都是用自己的饭卡买饭，想吃的基本都有。但是杂技班的孩子由老师帮着打饭，给什么吃什么。”
▲吴桥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正门。新京报记者冯雨昕摄
记者在吴桥县走访，多名从事杂技相关职业的人解释，为保证动作的完成，杂技演员的体型是有相应要求的，因而饮食是要严格控制的。
项雨晨说，杂技班最典型的早饭是“馒头、咸菜加一个鸡蛋”，中午吃米饭加两个炒蔬菜，晚餐亦同。能吃饱，但不顶饿。荤腥则相当罕见，“只有星期六或者星期天的时候会有蒜薹炒肉。”
按项雨晨的说法，一周七天，他与杂技班的同学几乎没有空闲时间，不是在训练，就是在训练的路上。他提供了一份训练时间表：早五点半起床，训练至七点半吃早餐，而后八点训练至中午十一点，用午餐。下午的训练两点起、六点止。六点二十前吃完晚餐，最后训练一小时，回寝室休息。
他班里有40个学生，年纪最大的16岁，最小的7岁。训练项目有蹬人、丢草帽、冰上芭蕾等等。训练时，年龄大的孩子多充当力量型角色，比方说，在蹬人、举人等表演中，是“当底座的”。
在一段家长提供的视频中，三个孩子层层垒成一个“L”型：最大的孩子躺在底下，两腿抬高、伸直，脚底板对脚底板，支起一个孩子；那孩子的肩头又站着第三个孩子——垒到最高处，有三米多的样子。然后是一个前滚翻，最高处的孩子如跳水一般跃到地面。
▲家长提供的训练视频，三个孩子层层垒起。受访者供图
项雨晨最怕的就是这类翻跟斗，他摔过一次，从一米左右的高度蹦下来，磕着头，“疼。”不过他坦言，学校的保护措施做得还可以，到处铺有软垫。最严重一次，见过同学把手扭了，休息了一个礼拜。
“练这东西本来就是苦的，不管你去哪个学校、哪个团，都是一样的待遇。”胡志伟年入读吴桥职教杂技班，他说，那会儿的杂技学生常“挨罚”，“一般就是拿竹子做的小细棍抽……有的小孩打到哭得不行了，又打到不哭。我们那时候挨揍很正常。”
在这点上，项雨晨为学校辩护：“如果学生不乖，有时候会被老师用小棍子打手心、屁股，但就打两三下，打得也不重。”又说：“其实大部分老师对我们态度还好，能接受。”
被问到为什么想逃，他沉默良久，说：“觉得太累了。”他们没有双休日，不能带手机，休息时只好睡觉，或者去教室看电视。学校对杂技学生是全面封闭式管理，项雨晨称自己从去年10月入学后，至4月底去成都前，没有出过一次校门。
他说，成都的这次逃跑计划，像一种压力积攒后的爆发。
“前几年，吴桥本地练这个的人还比较多，但这几年除了家庭条件不好的，几乎都没人送孩子去了。”胡志伟在杂技业内十年有余，见证了吴桥杂技行业的变化，“练这种东西太受苦，一般家庭舍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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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另一条路生活”
项必友至今不知道两个儿子在学校里经历了什么。
他太忙了，妻子六年前离家出走未归，家里两儿两女，只有他一个劳动力。他的工作很多：做建筑小工，一天挣百八十块。他有一辆摩托车、一辆面包车，没有小工活计的时候，就在乡镇附近给人买烟、送菜，收个十元八元的小费。他还会吹芦笙，承接乡里白事。
得知项雨晨与项雨云在成都走丢后，项必友先忙着为村里的一位老人送了葬，而后才赶到成都。
儿子们回来后，父子偶尔同时在家，总是长长的沉默。“在学校的时候，每个月和他们联系一次，问他们好不好，他们都说好，说不辛苦。”
送孩子去吴桥职教中心，是颇意外的举动。
项必友回忆，去年7月，校方来村里做宣传，“说学校蛮好的，免费招生，满五年包工作。”他签完合同，孩子就立刻被带走了。
▲吴桥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后方小广场上，有一座杂技少年的雕像。新京报记者冯雨昕摄
在张世杰家，让孩子北上更是一拍脑门就决定的事。“7月份的时候，学校挨家挨户来宣传，说是正规学校，教舞蹈、武术，文化课也能学到。而且据说这个学校是国家的，又是封闭管理，毕业后还包分配工作。”周清琴说，同样地，她一签订完合同，孩子即随老师出发了，第二天抵达河北。“我一开始都没搞懂是杂技学校，只听说是艺术舞蹈类学校，以为是去学跳舞。后来孩子到了学校，才知道是去学杂技。”
张家以做建筑零工为生，丈夫张小清做大工，周清琴做小工。收入好的时候，一天能挣两三百。但极不稳定，“工地上的钱总是拿不到，活儿也不是天天有。”张小清陪着孩子去河北，顺便参观了吴桥职教的校园，“当时觉得学校挺好的，老师都有证书，场地也大，教学楼、操场、练功房什么都有。我们就想，如果孩子以后书读不下去了，还能选择另一条路生活。”
张世杰在校时，每半个月，用学校老师的手机和周清琴视频。“我问他过得怎么样，他都说还可以。”唯有去年年底，张世杰在视频中突然哭了，“问他怎么了，他又说没事，我就以为他是想家了，想我了。”
这次在成都，周清琴领着孩子刚走出派出所，“（孩子）马上就哭了，问妈妈你是不是还要送我回学校？”
她尝试着与孩子交流，但收获不大。“我也不知道学校里到底对他怎么样了，我不敢多问。一提学校，他就很恐惧，说像坐监狱一样。”周清琴说，回到老家后，张世杰也仿佛很没安全感的样子，讲起学校就哭，“手不停地摸头、摸身体。我问他是不是紧张，他也说不上来。”
“家长自己工作忙，孩子又多，就是想让孩子出去学个一技之长……本来是个好事情，可能学校管理上比较传统，还是‘严师出高徒’那种思维，小孩子适应不了。”毕节市金海湖新区宣传统战部副部长李昌新分析。
记者从竹园乡政府获悉，乡里已安排张世杰和项家两兄弟就读附近的学校，陈铭与父母去了贵阳。后续如有需要，乡里会提供心理辅导及法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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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办
送孩子去河北吴桥职教上学前，几家人分别与一高姓老师签订了《免费学员合同》（下称《合同》）。
项必友只读过小学一年级，单字能认几个，成串的长句读不明白。周清琴与丈夫则一字不识，“连签自己名字都不会，不要说看合同了。”
由村里的担保人代签完《合同》两天后，识字的朋友来家里做客，听说此事，帮周清琴读了遍合同，“才发现有十万元违约金那个条款。”
《合同》显示，甲方河北吴桥综艺杂技马戏武术舞蹈培训中心免学费录取并培训乙方学员，而乙方学员“学习期间不得中途退出或转入其他团体”，否则乙方父母要“向甲方支付经济赔偿金10万元。”
▲家长与河北吴桥综艺杂技马戏武术舞蹈培训中心签订的合同。新京报记者冯雨昕摄
这次孩子出事后，十万违约金成了周清琴的心头大病。
她告诉记者，事发后，吴桥职教派了两名老师到她家看望孩子，并表示学校对《合同》并不知情，《合同》属高姓老师擅签而成。校方会再行调查，要她耐心等待。
据学校